无论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，到处充斥着形形色色、穿着迷惑外衣的谣言。有时，扮演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有时也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充当着罪恶的急先锋。每时每刻，谣言都会以新面孔、新情节、新噱头在上演和传播。
什么是谣言？“谣言”是生活用语，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“虚假信息”，本质上是给人们提供权力感的虚拟世界。在这个虚拟世界里，人们现实中缺什么，就会想补什么。比如，邪恶的欲望或内心的幻想。为什么明星出轨的谣言很容易传播？因为人们内心的邪念想看到聚光灯下的人设崩塌，想看到墙倒众人推；为什么英雄事迹、名人语录的谣言很容易传播？因为人们自己做不到，但内心特别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人能做到……
在当下，特别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、特定的热点事件，造谣者、信谣者、传谣者可谓屡见不鲜，肆无忌惮游荡在我们周围。造谣、信谣、传谣，反映的不仅是这些人法律意识的淡泊、道德素质的低下，更体现其责任观念和合格人性的缺失。
可恶的造谣，是对他人的不负责。心理学家曾给出一个决定谣言的公式：谣言=(事件的)重要性×(事件的)含糊不清，这是一个乘法关系，也就是说如果重要性等于零，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，谣言就不会产生；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，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。古人曰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——造谣者深谙此道。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去描述一些事情，不仅信誓旦旦自诩没有造谣，还常以“说者无心、听者有意”的“无辜”来逃避责任追究。这类人似乎是“无害的”，可也是最可耻的。
许多情况下，他们就是“递刀子给杀人凶手的那个人”，看起来并没有直接参与杀人，但把刀子递给恶毒之人，那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凶。换言之，造谣者就像手拿人血馒头的“路人”，其吃相是多么丑陋！为什么有人最爱吃人血馒头？因为只有死人不会说话，他们不需要对死人负责。
正所谓，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那些“满嘴跑火车”的造谣者，给当事人及其关系人造成了极大伤害，这是对他人的极不负责，着实可恶。
可悲的信谣，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曾说“流丸止于瓯臾，流言止于智者”，然而，很多谣言根本没有逻辑可言，与是否聪慧并无关系，信不信、传不传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认知能力及内心活动。
谣言之所以会有人相信，主要是因为谣言本身所具有的某种价值，能满足信谣者的某种需要——例如，偷窥欲是产生风流丑闻的原因，而仇恨往往产生指责性的诽谤。至于谣言所具有的信息是否“真实”，能否得到验证，这无关紧要，也没有人去关注谣言的来源、形式和真实程度。
事实上，某一谣言的传播范围有其限制。由于过滤性选择认知规则发生作用，只会在有类似想法的人中传播，主要对“易受影响”的人起作用。人的心智其实很渺小，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，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在谣言面前的智商不可避免地降到了0，于是不自觉地完成了从“信谣者”到“传谣者”的转变。
面对周遭纷杂的信息，若是不经过充分、审慎的理性思考辨析，而是根据自身固有的“前见”对其进行惯性判断，那么，如跟风的墙头草一样，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
可恨的传谣，是对社会的不负责。传谣者总是试图借助信息的筛选、过滤和取舍塑造受众的认知，使得接受者容易把经过自己改编、歪曲想象后的幻觉与真实情况混为一谈。有些谣言在传播中，常常变样。这一方面是接受者和传播者的记忆错误所致，更重要的是各人在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加上自己的主观色彩，不断加入自己对谣言的理解，夸大、缩小或改变谣言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细节——既有对信息缺乏正确判断与分析的非理性行为，也有理性与功利的刻意行为。简言之，若无传播，谣言随着时间只会淹没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之中，而谣言的裂变少部分源于记忆的失真，更多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和添油加醋的评论。
旧社会曾经有无数人，活成了鲁迅笔下的“看客”，冷漠、麻木、愚钝、歹毒、幸灾乐祸。如今，比这些看客更可恨的，是在黑暗中冷嘲热讽、煽动是非，有意、恶意传播谣言，以最冷漠、最残酷的言行伤害着人们。唯恐天下不乱的传谣行为，也破坏着社会诚信友善的处事规则。
谣言不止，在于造谣传谣的成本过低。这也反映出我们治理谣言的手段不够新，处罚的力度不够大。可喜的是，进入新时代，党和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谣言的重大危害和舆情处置的现实必要，正通过源头打击、过程监管、系统治理等多渠道加以全面整治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在国家的有力引导和强力管控下，在法律法规的严厉惩戒和强大震慑下，风清气正的言论生态终将会到来。而那些依然有恃无恐造谣传谣的人，也必将自食恶果！
鲁迅先生曾说，“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”。因此，别在无序中无爱、无聊中无德、无知中无畏，而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自觉远离谣言、抵制谣言。毕竟，历史不会因为无视而消失，责任也不能因为回避而逃脱。